[新聞] 少年兇惡犯該不該用重刑？日本愛的法律

1.媒體來源:《報導者》 ｜ The Reporter 2.記者署名: 文字／張鎮宏 核稿／方德琳、李雪莉；責任編輯／張詩芸、陳思樺 3.新聞標題:少年兇惡犯該不該用重刑？日本愛的法律、韓國刑責年齡、美國「超級掠奪者 」的難題 4.新聞內文:2003年3月15日，美國馬里蘭州的切爾滕納姆少年拘留中心（Cheltenham Juven ile Detention Center）發生集體鬥毆的騷亂，身著防暴裝備的馬里蘭州警方到場控制情勢 。（攝影 /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） https://i.imgur.com/Kt9Vpvj.jpeg 2023年的新北國三生殺人案，讓台灣社會震驚於校園暴力的悲劇，更掀起一波針對少年犯罪 ，特別是殺人、強盜、妨害性自主、縱火等重大兇惡犯罪的嚴懲化。但對於青少年犯罪暴力 化的擔憂，乃至於嚴刑峻法制裁少年犯罪的訴求，其實也在世界各國引發同樣的爭辯。 像是曾因數起重大少年兇殺事件震驚全國甚至亞洲的日本，至今仍在辯論《少年法》如何兼 顧矯正少年與保護被害人的正義平衡；因為韓劇《少年法庭》與《黑暗榮耀》而掀起社會爭 論的韓國，正在為降低少年刑責年齡的修法而困擾；而曾一度為了壓制少年犯罪而祭出嚴刑 峻法的美國，雖然至今仍持續會對少年犯判處終身監禁，但從中加劇的冤獄、種族歧視與矯 正失敗問題，又為何造成得不償失的負面苦果？ 1997年3月16日傍晚，國中一年級的山下幸太，剛結束棒球社的例行訓練，他一如往常地返 回神戶市須磨區的家，期待著爸媽與10歲的妹妹山下彩花聚在飯桌前，等待幸太一起開飯。 但離家門愈近，幸太就愈覺得心頭一緊──因為本該熱熱鬧鬧的家裡，竟然空無一人，大門 上更夾著一張潦草的紙條，他認得那是媽媽的筆跡： 「妹妹受了重傷，爸爸媽媽現在正趕去醫院。」 20多年後，接受《神戶新聞》專訪的幸太，對於那天的畫面仍記憶猶新。他還記得自己急忙 拜託鄰居帶自己趕赴醫院與爸媽會合。一路上，幸太更試著說服自己「外向的彩花應該又調 皮了」，大不了就是摔傷手腳、或有傷口要縫合，身為哥哥自己之後一定要好好說她一頓。 但走入加護病房的幸太，看到的卻是妹妹遭到鐵鎚重擊、腫脹得難以辨識的臉。「我一看見 彩花變成這樣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」幸太一直禱告妹妹能甦醒康復，但10天之後，彩花仍不 治身亡。 彩花的死，讓山下一家陷入極端痛苦，他們無法面對至親的逝世，更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狠 心以此手段殺死只有10歲的小孩。但兩個月後，在附近的一個小學正門口，卻發現了另一名 受害者、年僅11歲的國小男童土師淳的遺體。殘酷的犯案手法震驚全國，日本警方因此全力 動員，並在一個月後逮捕年僅14歲的連續殺人犯「少年A」。 這起驚駭全球的少年殺人事件，在日本被稱為「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」。造成2死1重傷的 少年A，因為低於當時日本少年犯的刑事責任門檻，被移送少年感化院接受專門的精神治療 ，直到2005年獲釋重返社會。 但少年A案卻成為日本對應少年犯罪的分水嶺，除了促使日本大幅修改《少年法》，更從此 激起日本社會對「少年犯嚴罰化」的不斷爭辯。 日本：「愛的法律」為何讓現今社會無感 日本現代採用的《少年法》，是從1949年開始實行。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，戰敗且 社會殘破的日本，不僅糧食短缺、百廢待舉，因為戰爭而失親、失學、失業的兒童青少年， 此時更因生存所逼而大量觸法，一度成為戰後日本難以面對與處理的社會問題。 於是，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（GHQ）的指導下，戰後日本政府也引入了西方福利國的概念， 並以保護優先主義制定了戰後的日本《少年法》，適用於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。相較於懲罰 少年犯，《少年法》更著重於以矯正、教育、援助、保護等方式，保障並輔導未成年人的健 全成長。《少年法》目的並非懲戒或隔離少年犯罪，而是期待「未成年者的人格可塑性」， 希望透過感化教育，讓身心發育未完全、且尚無法對個人行為負起完全責任的犯罪少年，能 夠早日修正自己的不當行為，最終回歸正常社會──正也因此，戰後的日本《少年法》，一 度被法界稱作「愛的法律」（愛の法律）。 然而《少年法》上路後，日本仍有很長一段時間受少年犯罪所苦，因為日本的經濟與社會結 構在戰後復甦期出現了劇烈改變，少年犯罪的數量與比例，更在1980年代隨日本的經濟高峰 而攀上犯罪巔峰。這種不安的攀升一直持續至1990年代，隨著日本社會人口結構的穩定，少 年犯罪率才開始大幅下滑。直至20年後的今日，日本少年犯罪數與犯罪人口率，一直維持在 穩定減少的長期趨勢。 事實上，從2003年之後，日本少年犯罪率與犯罪人數都一直處於穩定下降的趨勢。以2022年 為例，少年刑事犯罪人口率每10萬人中只有193.3人，但2003年卻是每10萬人中1,552.9人； 若以少年兇惡犯的人數而論，在發生少年A事件的1997年度共記錄有2,263起兇惡犯事件，但 在2022年僅559起。 少年刑事犯罪人口率的屢創新低，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治安的穩定，二方面也反映了社會各項 政策對兒少支援的重要性。矛盾的是，在少年犯罪率大幅降低的同時，以少年A為開端的數 起重大少年殺人事件，卻加劇了輿論要求日本政府修改《少年法》、嚴罰少年犯罪的社會壓 力。 2000年以來，日本政府多次修改《少年法》，包括將刑事責任年齡從16歲下修至14歲，對於 重大犯罪的刑事起訴範圍也多次擴大。儘管在這段期間，日本的少年犯罪率與重大殺人事件 的數量持續下降，但根據日本政府2015年所做的全國民調，仍有78.6%以上的日本國民做出 與現實狀況相反的理解陳述、認為「日本少年犯罪正比過往大幅增加」。 1997年6月10日，在日本的神戶，由於連續兒童殺傷事件的兇手當時仍未被逮捕，家長和老 師每天分組陪同孩子上下學。（攝影／AP Photo／Koji Sasahara／達志影像） https://i.imgur.com/d1rzz4q.jpeg 日本輿論之所以認為「少年犯罪問題嚴重」、「少年犯罪兇暴化」的原因，與1990年末起以 來，日本傳出的多起重大少年兇殺案有關。其中，像是1997年的少年A事件為代表，其手法 之殘酷不僅引發新聞報導的高度關注。 「為人父母的我們，只想知道『為什麼我的孩子會被殺死？』」 在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中，死者土師淳的爸爸土師守，就一直是推動《少年法》修法、並 不斷呼籲日本政府更重視被害者權益的意見領袖。 在保護優先主義的概念下，無論是在刑事責任還是民事求償，《少年法》往往無法顧及被害 者家屬所期待的「正義」。 被害者的不滿與質疑：少年犯真的懺悔了嗎？ 「每當有重大刑案發生時，總會激起社會的焦慮情緒並要求司法予以嚴厲懲罰。但事實上， 更嚴厲的懲罰制度，並不能有效預防青少年犯罪，」日本資深的少年法律師多田元解釋，《 少年法》的核心是為了確保青少年的健康成長，因此負責案件的家事法庭，在審理少年案間 時往往更注重的是當事少年的成長經歷與環境，並非單只考慮犯罪的結果。 多田元表示，在他處理兒少犯罪的數十年間，幾乎每一件重大少年刑事案件的加害者，都曾 經遭遇家庭虐待或學校霸凌。以2023年日本法務省公布的年度《犯罪白皮書》為例，因案被 送入少年院的收容少年裡，約有6成曾遭遇家庭暴力，近9成曾目睹親人長期遭到家庭暴力。 多田元強調：「這些少年犯雖然是他們個別犯罪行為中的加害者，但在此之前他作為『受害 者』的經歷，在《少年法》裡也不容忽視。」 「在透過檢討『犯罪為何發生』的原因和背景後，司法系統固然會給犯罪人合理的懲罰，但 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鼓勵少年正視自己的過錯、了解自己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，最後再 由大人們一起幫助他們彌補錯誤──這才是《少年法》的宗旨，」多田元表示。 但「少年犯罪被害當事者協會」的創辦人武瑠璃子，卻以個人經歷抱持質疑立場。1996年， 武瑠璃子16歲的長男武孝和，在校慶活動裡，遭另一名他校的17歲學生殺死。事件之後，武 瑠璃子遂聯合多名處境相同的被害者遺族，創立少年犯罪被害當事者協會，試圖為相關處境 的家庭提供各種法律、心理輔導與政策建議等服務。 「過去20多年來，我們協會裡大概有35個家庭，因為少年犯罪而痛失親人，」武瑠璃子表示 ，「在35個殺人案件裡，大約有160個少年犯的加害者──但在他們之中，卻從來沒有任何 一人是發自內心、主動前來向遺族懺悔致歉。」 「我至今仍無法諒解的是，審理我兒子案件的家事法庭告訴我，『少年法庭的任務不是處理 案件事實，而是思考犯錯少年未來該如何重拾生活的地方。』這句話讓我覺得：我死去兒子 所失去的人生，難道就不重要嗎？」武瑠璃子說。 土師守與武瑠璃子等被害遺族倡議者皆認為，日本《少年法》過於著重對少年犯的保護，卻 忽略了被害者的公平與正義。為了保護少年當事人隱私與未來的訴訟不公開性，時常排斥了 被害者作為當事者的知情權。許多犯罪少年最後沒有履行民事賠償，甚至連犯罪者最後有沒 有真正懺悔、感化得到什麼結果，被害家庭都無法知道，這讓被害家庭們感到似乎被法律盲 點所犧牲，質疑司法制度只保障了少年犯的重生機會，卻把被害者與遺族們的終生痛苦留在 了原地。 事實上，土師守所代表的角色，也反映了在少年犯更生過程裡，被害者的處境總是極為矛盾 。土師守本人非常排斥與殺死自己兒子的少年A直接接觸，但另一方面卻又希望加害者必須 對受害者展示懺悔與贖罪的態度。一來一往之間，要如何在兼顧《少年法》保護優先主義與 避免被害者遭遇二度傷害之間達成平衡，亦成為日本的另一考驗。 像是2023年底，日本法務部就準備與多個被害者協會一同合作，再進一步擴大推行對少年院 的「被害人心情等傳達機制」──其基本做法，即是將犯罪被害人生前的故事、與其死後的 遺族心情與遭遇，透過少年院的刑務官或法務教官，轉達給少年院裡的少年罪犯。藉由這樣 理解與轉達的過程，一方面期待更深化對少年犯的感化教育，被害者協會也希望以此留下檢 驗資料，確認在理解眾多被害者故事後，這些犯罪少年是否真的學到了足夠的反省與懺悔。 韓國：刑責降低1歲之爭，韓劇爆紅連動的觸法少年之辯 與日本類似的社會爭論，也同在鄰近的韓國發生，這一方面是因為幾部同期紅遍全球的韓國 影劇作品《少年法庭》與《黑暗榮耀》，不約而同地以韓國過去幾年現實發生過的未成年暴 力犯罪事件作為背景題材；二方面也是2022年底，韓國法務部提出修法計畫，欲將未成年犯 罪的刑事責任年齡，從現行的14歲調降至13歲，此舉不僅涉嫌違反韓國所簽署的《聯合國兒 童權利公約》，更進一步引爆韓國社會的倫理爭辯。 主張推動修法的韓國政府說法是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韓國社會的青少年犯罪問題，出現了明 顯的「低齡化」與「殘酷化」的跡象；但現行的韓國《少年法》自從1953年頒布迄今，都不 曾有過重大修改，這也讓政府在打擊少年犯罪時，面臨許多「不符時代現實」的限制。 在韓國，少年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，以14歲為界：14～19歲為「犯罪少年」（ ），可依 涉案情節判處刑事處罰；10～13歲則為「觸法少年」（ ），不可追究刑事責任，只可 送少年觀護所 ，最多接受感化教育2年。 但韓國法務部表示，儘管受少子化影響，韓國兒童人口不斷減少，13歲以下的犯罪行為卻明 顯增加。在2017年觸法少年的犯罪通報只有7,897件，但到了2021年卻爆增至12,502件，5年 之間增幅高達58%；與此同時，13歲以下觸法少年的暴力犯罪率，也從2005年的2.3%，上升 至2020年的4.86％（註）。為了有效遏止少年犯罪低齡化的歪風，並填補法律力有未逮的正 義缺口，韓國法務部近期才準備修法向下擴大對少年犯的懲罰。 韓國的少年犯罪專家、現任法務部人權局局長承在玹（ ）認為，在現行《少年法》的規 定下，未滿14歲的少年被視為不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；但近年來，韓國卻屢屢傳出13歲 以下的重大社會案件，犯罪集團也特別鎖定少年為吸收對象。不少觸法少年的暴力案件裡， 當事少年犯甚至會公開挑釁檢警，稱自己「是受法律保護的孩子，就算殺人也只需要進感化 院兩年」，這些案件不斷重演挑起社會對於《少年法》的質疑，也讓面對少年犯罪數字不斷 提升的韓國法務部極感壓力。 主張少年犯罪嚴罰化的承在玹強調，降低少年犯罪的刑責年齡，並不代表「少年犯罪與成人 同罪」，而是要反映「新時代的社會現實」──韓國每年的少年犯罪事件裡，約有四分之一 的涉案者是13歲以下少年，再加上社會結構轉變，這都使修法變得迫切。 2023年5月11日，韓國首爾市區的行人。（攝影／AFP／Anthony Wallace） https://i.imgur.com/D49papN.jpeg 「70年前《少年法》頒布時的13歲少年樣態，和如今韓國社會的13歲少年樣態，能夠相提並 論嗎？」 承在玹強調，所有的法律都是基於社會共識的結果，在《少年法》頒布的1953年，韓國社會 幾乎沒有13歲以下的殺人犯、性侵的兇惡犯罪，但如今少年犯罪不僅變得更聰明、更強壯、 更暴力，少年兇惡犯更是定期登上社會頭條的駭人問題。 以兒童發育差別為例，韓國法務部指出，2019年首爾地區13歲少年的標準體型為167.8公分 、60.9公斤，這比1975年的同齡少年身材高17公分、重20.6公斤。這些體型差異都讓少年犯 罪的暴力程度與殺傷力，遠比過去更為嚴重且難以忽視。 然而韓國法務部的修法建議，卻接連遭到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大法院行政處的公開反對─ ─其中，國家人權委員會就質疑法務部的修法依據存在「數據偏頗」，因為在2017年～2021 年間，韓國觸法少年犯罪通報數量雖有增加，但其中案件數量上升最明顯的年分，卻都集中 在COVID-19疫情開始之後、韓國社會與經濟變化最為極端的幾年間。 除此之外，13歲以下犯罪的暴力案件雖提升，但罪行大多增加在竊盜案，暴力犯行最重的四 大犯罪──殺人、強盜、性侵、縱火──的同期數量，仍維持在每年400～450件之間；其中 ，罪行最重大的殺人事件，2017～2021年間有9名13歲以下的觸法少年因殺人案被送至感化 教育；換言之，儘管14歲以下犯罪案量有所增加，但仍無法有效證明韓國的少年犯罪正大幅 走向低齡化、殘酷化的控訴現象。 《少年法庭》藍本的法官：下修刑責年齡，不如延長少年保護的期限 承在玹強調，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門檻，只是給司法單位一項「懲戒／隔離少年兇惡犯」的有 力工具，並不代表所有13歲少年犯都會被刑事起訴，亦不會改變《少年法》以保護兒童青少 年、輔導感化教育為主的核心宗旨。 然而曾長期擔任少年法官、個人故事更成為影集《少年法庭》設定藍本的「少年犯教父」千 宗湖（ ），卻對於《少年法》調降刑責年齡抱持高度質疑。千宗湖並不否認少年犯罪的 兇惡化或犯罪嚴重性，但他認為目前的修法方向只是治標不治本： 「刑責年齡調降至13歲後，我們一樣得面臨12歲殺人、11歲性侵的下一層問題。」 千宗湖認為，在兒少犯罪的處置中，政府應該優先投入於矯正與感化教育，因為韓國目前的 少年犯再犯率超過30%，許多少年犯被送入保護管束沒多久，就被送回充滿問題的原生家庭 ，繼續遭遇貧窮、虐待。如果輔導與社福資源無法有效與即時的從中介入，犯罪少年永遠無 法擺脫惡性循環。 除此之外，降低刑責門檻雖然擴大懲罰了少年兇惡犯，但韓國目前全國只有一座少年監獄， 在缺少年齡區隔、感化教育分級的狀態下，這也將加劇少年矯正單位的壓力，反而讓少年監 獄成為下一代犯罪集團的黑幫養成所。 千宗湖建議，作為替代方案，韓國法務部應該考慮延長少年保護的期限： 「例如13歲以下若犯下殺人罪，就將留在少年矯正學校直到成年，這或許可以作為處理少年 暴力的替代方案。」 他強調，少年犯的道德觀念、責任感與對未來的人生展望都還處於探索中的浮動期，許多對 於成年人具有嚇阻力的嚴刑峻法，大多無法對他們起到有效的嚇阻作用。然而感化教育作為 補救措施，卻可能因為一個少年的假釋官真心關懷、幾頓餐點的溫飽，而從此改變一個歧途 少年未來數十載的人生，因此哪一個方式需要更多的投資與政治支持，也就不言而喻。 「如果修法降低刑責年齡，但遏止少年犯罪的成果卻不到公眾的期待，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要進一步懲罰12歲少年、10歲少年、甚至7歲少年？」千宗湖說： 「到最後，我們只會把少年更生的大門愈修愈窄，與《少年法》挽救下一代的宗旨背道而馳 。」 美國：兒童犯法與大人同罪？「超級掠奪者」迷思骨牌效應 2001年2月9日，亞利桑那州的托哈奇青少年拘留中心（Tohaci Youth Detention Center） ，一名美國青年看向牢房的窗外。 (攝影／AP Photo／Matt York／達志影像) https://i.imgur.com/UWTYYpt.jpeg 在韓國的少年犯嚴罰化爭辯裡，另一個極端爭議的國家案例，也不斷成為媒體比較、甚至提 醒討論的案例：美國與他們的「超級掠奪者」（Superpredators）迷思。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個簽署、但卻拒絕履行聯合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的國家。在2005年以前， 美國都還會判處少年犯死刑，至今也是唯一仍准許判處18歲以下少年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 （Juvenile Life Without Parole）的法治國家。 美國的少年犯罪問題，最早始於19世紀末期，由於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經濟快速發展，城市裡 大增的兒童人口與貧窮問題，讓美國開始重視少年犯罪與矯正教育──例如前述的日本戰後 《少年法》，發展初期也曾相當借重美國的司法經驗。 但隨著都市經濟與犯罪型態的轉變，自1980年代開始毒品與槍械問題，開始讓美國的暴力數 量大增，少年案件的數量也因此暴漲。在此期間，美國各地為了壓制犯罪與維護社會秩序， 對於少年犯罪的處置態度，也從更生目標（rehabilitative）轉向應報目標（retributive ），執法手段與刑度也更為嚴厲。 然而真正的關鍵轉折卻出現在1995年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迪尤里奧（John DiIulio） 向美國社會發表了一篇極為驚悚且令人恐懼的警世報告，他以人口結構、犯罪趨勢組建起一 爭議模型，強調美國社會即將被「少年犯罪的禍害所淹沒」，並預計在15年內，美國的少年 犯罪率將暴增2倍，暴力與殘酷的失序浪潮將顛覆美國社會的穩定。 迪尤里奧教授分析認為，在眾多少年罪犯中，有6%屬於「無父、無神、無業」的極端暴力分 子，他們視人命如草芥、且與50%少年犯罪有關──而這關鍵的6%，也被迪尤里奧稱最為「 超級掠奪者」，若不加以取締、制裁與隔離，這群超級掠奪者將趁著社會結構改變與城市化 的趨勢，讓21世紀的美國成為暴力犯天堂。 「超級掠奪者」很快地成為全美關注的聳動名詞，無論是新聞理論、政壇焦點，都開始放大 對少年犯罪蔓延的恐懼，就連形象偏向自由派的希拉蕊（Hilary Clinton），當時亦曾大肆 宣傳這一說法，「這些人不再只是孩子，他們已經變成沒有良心、泯滅人性的『超級掠奪者 』，我們可以慢慢研究他們為何變成這樣，但首先我們必須採取行動，大力執法讓他們聽話 。」 在超級掠奪者恐懼的加持下，美國各州不僅開始加強針對青少年的執法行動，各種量刑、判 決也都開始走向最嚴厲懲戒，甚至讓將少年暴力犯視為成人罪犯，直接送入成人監獄。於是 ，超級掠奪者的控訴，降低了少年犯被刑事起訴的門檻，並讓數十萬少年陷入了沒有更生回 頭路的重刑困境。 但事實上，由於經濟狀況的改善與毒品犯罪的緩和，美國的青少年犯罪率從1995年──也就 迪尤里奧發明「超級掠奪者」一詞的同時──就已經開始穩定下降，而社會感知與數據出現 落差，是因為美國槍枝管制的鬆綁，讓犯罪殺傷率與致死率變得比起以往更高。 儘管多年過後，迪尤里奧早已承認自己當年的推論失準，並對於「超級掠奪者」一詞被炒作 誤用感到懊悔。但超級掠奪者的迷思，也造成美國司法一連串悲劇式的骨牌效應。因為在社 會強硬要求重懲少年犯的同時，不僅造成大量的冤案或過重判決，許多假釋案件與緩刑案案 件也出自於輿論對於超級掠奪者的恐懼，而被不合理地駁回。 更嚴重的是，超級掠奪者將少年犯罪貼上了不可理喻、無法教化「非人化的標籤」，這轉移 了大眾對於少年犯罪結構因素的同理心，從而打擊了社會對於少年更生、輔導教育的支持與 信心。除此之外，超級掠奪者理論也加劇了美國檢警對於有色族裔──特別是黑人的差別歧 視──包括量刑較重、被捕率更高等，最終結果亦加深了美國種族衝突與社會階級的嫌隙。 如今，超級掠奪者理論已被美國法界視作為重大錯誤，因為它嚴重干擾了美國社會對於少年 犯罪的包容態度，進而讓觸法少年更難有浪子回頭、以及選擇第二人生的機會。 而當這群從青少年時期，就已確定自己被整個社會放棄，未來漫長數十年的人生，也都只會 愈走愈窄，最後成為無所期待、無所失去，因而對於殘酷暴行不再有所猶豫的「無敵之人」 。 5.連結 ：https://pse.is/5hvy44 6.心得：過去新北市國中殺人案，引起各方討論，本次報導者報導他國制度，希望能好好討 論青少年犯罪問題。 -- ※ 發信站: 批踢踢實業坊(ptt.cc), 來自: 210.242.37.226 (臺灣) ※ 文章網址: https://www.ptt.cc/bbs/HatePolitics/M.1704709638.A.F25.html